近代文明世相：吃肉、穿洋装、坐火车

除了容闳等极个别的例子外，日本人主动走出国门、体验西洋要比中国人早得多，后来成了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60年就随遣美使节团周游了美国，翌年又去了欧洲，由此服膺西洋文明。他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文明论，1867年还写了一本《西洋衣食住》，向日本人介绍欧美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有关西洋人用餐方式的部分写道：“西洋人不用筷子。食用肉类及其他食物时，切成大块放在自己的盘子中，右手用刀将其切成小块，左手用叉叉住送入口中。用刀叉住食物直接入口是非常没有教养的。汤也盛入浅口的盘子，用汤勺舀着喝。喝汤以及饮茶时，口中若发出声音，也是十分不礼貌的。”此外，他还介绍了西洋人经常饮用的红葡萄酒、雪利酒以及待客时和庆贺时喝的香槟酒等，尤其还介绍了啤酒，他在书中用的是汉字词语“麦酒”(《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69年，第200~201页)。明治政府成立后，1872年组成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为全权大使的遣外使节团出访欧美，原本的目的是修改不平等条约，结果欧美各国完全不理会日本的要求，岩仓一行倒是在海外的两年中亲身体验了欧美的近代文明实相，于是决定以欧美诸国为模范，将日本也建成一个“文明”的国家。从留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岩仓具视一拨人穿的衣服，都是西洋式的礼服，那时明治政府的上层官员，其官服已经是洋服了，这与中国迥然不同。

比较有象征意义的是鹿鸣馆，这座欧式风格建筑由井上馨(1836-1915)倡议建造。1863年井上馨偷渡到英国去留学，后来出任外务卿和第一任外务大臣。鹿鸣馆于1883年落成，用于举行欧式的社交舞会等，一时衣香鬓影，士女如云。建造鹿鸣馆，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洋人表示日本也有近代文明的玩意儿，使得洋人对日本刮目相看，缩小与日本人之间的距离，二是引导日本人逐渐走向西洋式的近代文明。不过，欧风美雨之后，也出现了国粹主义的反弹，鹿鸣馆的华丽场面，也只是局限于封有爵位的最上层人士，普通的民众一时还很难立即洋化。

不过，随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整个日本社会确实也在慢慢地向近代文明迈进。对民众而言，在实际生活上有直接感觉的，首先是饮食。

大约从8世纪的奈良时代开始，由于信仰佛教的历代天皇的倡导和命令，日本禁止捕杀和食用哺乳动物和家禽，这也造成了日本人一千多年来基本上不吃肉的历史。如今洋人在日本的登陆，带来了食肉的饮食习惯，福泽谕吉等也号召人们摈弃旧习，食用肉类，以强壮日本人的体格。于是1872年1月24日，在明治政府官员的鼓动和安排下，时年20岁的明治天皇为了奖励肉食，自己对负责宫廷膳食的膳宰下令，这一天试食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报道此事，昭示自天武天皇开始实行的肉食禁止令正式撤消，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吃肉，不再有所忌讳。于是，牛肉咖喱饭、牛肉火锅等逐渐兴起，到了明治末年，肉食之风已经普及到乡村。

第二个大概是现代交通的建设。近代日本的领袖们很清楚，没有以铁路为主干的现代交通网的确立，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于是日本筹措资金，请了洋人来做指导，于1872年建成了横滨至东京新桥间的第一条铁路。顺便提及，英商怡和洋行于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因沿途居民强烈反对，清政府不得已花重金购回铁路后拆除。1889年，东京与神户之间的长距离铁路通车，这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东海道本线，到了大正元年的1912年，通车里程已从1889年的1000多英里，达到了6000多英里(据海野福寿《日本历史⒅日清日俄战争》，集英社1992年，第134-136页)，人们借助铁路，可以到达全国的大部分地方。

第三是日本人的日常衣着开始发生变化。 1886年4月，东京大学(其时的正式名称是帝国大学)规定了学生装的样式是立领洋服，并戴欧风的菱形帽，军队官兵的衣着，则是仿制普鲁士的军服，政府衙门的官服，早就改成了洋装。都市人头发的式样，大抵也废除了维新以前的江户式发髻，而改成了西式模样。

总之，到了大正初年，近代文明的基盘已经奠定。

住宅有“文化”：现代都市的勃兴

现代都市的形成，差不多是现代生活成立的前提。东京在江户时代，就号称人口达到了近百万(据帝国统计年鉴，1882年东京人口为98万多人)，但几乎不具有现代都市的核心要素——城内没有公共交通，没有现代照明，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通信手段。中国的现代都市格局基本上都是在外国人主导的租界内形成，日本与此情况不同。日本城市向现代的转型，基本上都是出于日本人的努力(尽管在横滨和神户也有若干外国人居住区，但影响有限)，因此不同于上海、天津、青岛和大连等成片的现代性规划和开发，日本城市的现代化其实是比较缓慢的。

建设往往源于破坏。1872年东京银座一带发生了大火，毁坏严重，于是东京府决定模仿伦敦的regent street，花了五年功夫建成了全日本第一条现代化大街，号称银座“炼瓦街”。街道两边现代模样的房子仅有两层而已，都用砖瓦建造，实际上外墙的涂抹，大部分用的还是灰浆，有的一楼是用砖砌起来的，二楼还是木造结构。困于资金，日本当时也就造了这一条街。

1886年，当局雄心勃勃，请来了德国工程师，计划在霞关一带建设一个宏大的政府行政区，所谓“官厅集中计划”，包括火车站、剧场、博览会场馆等，结果还是为资金所捆缚，最后只建成了司法省和大审院两栋房子，连国会大厦也只能造一幢两层楼的临时建筑。明治中期日本开始穷兵黩武，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实在是捉襟见肘，也难怪当年许多日本人渡海来到上海时，每每赞叹外滩一带洋楼的壮伟。

都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大正时代有了明显的跃进。1919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都市规划法》，都市的规划和建设主要由内务省来负责，并在内务省里设立了都市规划审议会，通过法规和规划来推进全国大小城市的现代化。

1920年，曾担任过内务和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出任东京市长，此前他就策划成立了一个“都市研究会”，上任伊始，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东京市政要纲”，对东京市内的道路、交通、垃圾处理、电力和煤气、市场、住宅、火葬场、上下水、公共会堂等作了全盘规划，预算是8亿日元(当时东京一年的预算才1.3亿)。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实际的进展相当有限。

后藤新平

作为规划的一环，1922年在上野举行的和平纪念东京博览会上，向一般市民展示了14幢“文化住宅”。此前除了极少数达官贵人外，一般日本人所居住的，仍是传统的被称为“长屋”的木结构住宅，并无现代的客厅、盥洗室、有电气或煤气灶的厨房。“文化住宅”的最大特点，便是具备了上述现代设施，顿时使一般日本人感到耳目一新。大概是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很有“文化”的感觉，媒体便将其称之为“文化住宅”，一时成了日本人向往的对象。

此外，财团法人文化普及会也在同年推出了由美国人沃瑞斯设计的“文化公寓”，与独栋的“住宅”不同，“公寓”是多户人家共同居住的，屋内配备了所有西洋现代设施：床、桌椅(原先日本式的住宅均是席地而坐或睡的榻榻米构造)、电话、煤气灶、壁炉台等，楼内还有公用的社交室、咖啡馆、餐厅等，简直和酒店一样。当然，这样的公寓还是凤毛麟角，对于一般人而言，往往还是难于企及的，但至少，它给一般的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样板和憧憬的对象。1923年 4月，后藤辞去了东京市长一职。

1923年 9月关东大地震，死者达到了9万多人，东京一地就超过了6万，市区的3800多公顷土地成了废墟。然而大部分房子不是震坏的，而是烧毁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结构，这也再次证明了后藤推出的“东京市政要纲”的正确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后藤就摈弃前嫌，出任了山本新内阁的内务大臣，全力应对东京的城市复兴。在他的提议下，内阁成立了“帝都复兴院”，请来了一批专家研制东京复兴计划，这一计划以此前的“东京市政要纲”为基本，以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为样板，从实际出发，预算定在10亿日元左右。道路的拓宽、砖瓦建筑的推广、河川的整修等，1924年起全面展开的复兴计划，到1930年暂告一段落，东京的中心城区，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现代城市的面貌，至此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呈现。

“大正浪漫”：电影、咖啡、烫发成为都市流行

大正时代，日本形成了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名古屋、神户6大都市，大正元年(1912)东京的人口突破了200万，到大正末年，市区人口逼近250万，大抵与当时的上海相当。近代或现代都市的形成，必定会带来相应的现代都市生活。住宅上的变革，在大正期间，似乎尚未达到整体的革命性的变化，不过在其他领域，现代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出行。作为市区及与郊区相连接的手段，轨道交通(日语称之为“电车”)陆陆续续地建设了起来，到了大正末年，现在东京市内的环城铁路山手线、中央线和总武线大抵已经建成。欧美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有轨电车(日语称为“路面电车”)，也在1895年首先出现在了京都，以后名古屋等城市也开建了有轨电车，大正末年，路面电车已成了日本许多大中城市等的重要交通工具。日本最早的公共汽车(巴士)也是出现在京都(1903年)，但成为公共的交通工具则经过了20多年的历程，东京是在1924年才有了巴士的运营，且开始时是一种小型的可供数人乘坐的小巴，并没有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经常使用的是轨交、人力车、马车和路面电车。1923年大地震以后，路面电车遭受了重大创伤，当局一下子投入了800辆巴士以缓交通之急，此后慢慢地巴士也成了人们经常乘坐的工具。1924年大阪出现了“一日元计程车”，翌年也传到了东京，以其便利性赢得了中产阶级的青睐。

根据当时的《国民年鉴》统计，1915年时日本有汽车1244辆，自行车617184辆，人力车123776辆，大正末年的1926年，汽车已达到了24970辆，翻了20倍，虽然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但汽车的行驶，已是都市中一道寻常的风景了。

其次是娱乐生活的多样化。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以前的奈良、京都只是国都或王城而已)，出现了市民的各种娱乐样式。进入近代后，公园和博览会的开设，让人们感到了与此前迥然不同的“文明”气氛。在日本待了6年的宋教仁记述了1906年靖国神社祭日时的热闹场景：“社内外皆遍结彩门旗台，电灯千万点，照耀如白昼。时放花火，闪灼半空中”(《宋教仁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167页)。万千电灯，在当时是摩登的象征。而大正的都市文化，日本人自己用了一个“大正浪漫”的词语来形容。这里列举几项事实，来印证“大正浪漫”的不虚。

大正元年的1912年，日本第一家电影公司“日本活动写真会社”(简称“日活”，当时日本将电影翻译为“活动写真”)成立。1916年“日活”制作了日本第一部动画片《猴子与螃蟹的大战》，开了日本动漫的先河。此后电影成了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1917年，东京市内有电影院69家。1913年，日本近代最重要的现代剧团“艺术座”成立，催发了日本现代演剧的兴旺景象，这一年《喀秋莎之歌》大流行。1914年，第一次上演了“宝冢少女歌舞剧”，至今盛行不衰，并由此开启了女子烫发的流行。到1921年，日本有电影院548家，剧场1623家，曲艺演出场368家。

1916-1917年间，《妇女公论》、《妇女之友》等杂志纷纷创刊，造就了现代女性的登场，日本国产的唱机开始发售，咖啡馆和啤酒馆开始出现在了街头。1919年，“帝国美术院”成立并举办了第一届“帝国美术院展览会”，这一脉络，就是延续至今的代表日本最高水平的“日本美术展览会”。

再者，1922年，资生堂开设美容讲习所，女子短发大流行，全国城乡使用电灯的家庭达到了70%。1925年，收音机广播开始，当时收听广播采用付费的签约形式，当年东京的签约者有131373人，大阪47942人，名古屋14290人，当时的矿石收音机的价格是10日元，真空管收音机120日元，后者对一般家庭而言还是十分昂贵的。1926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和新交响乐团(后来演变为今日的NHK交响乐团)成立。顺便说及，1926年时，光东京市内就大概有娼妓15000人左右。

媒体和通信也在大正时代获得了空前的发达。1924年，《大阪每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分别宣布其发行量已突破了100万份，顺便提及，根据第2 次国势调查，1925年日本国内的人口达到了5918万左右(以上数据主要根据《近代日本综合年表》第三版，岩波书店1991年)。中国在1949年以前，没有一份报纸的发行量曾达到过30万份。

大正时代的15年，确实是日本社会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型期，就人们的生活样态而言，是越来越接近西洋的文明社会了，不过到了1930年代末期，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日本人的生活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文章来源：华兴日本语(www.yalian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