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朋友比较认真地和我讨论中日文化的差异，我觉得可以随便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我第一次较为“科学”地看待中日文化的差异是从了解“Inglehart–Welzel文化地图”开始的。如图(2014版)所示，这张“地图”在两个维度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聚类分析。这两个维度分别为“传统价值vs世俗价值”和“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从这张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历史的缘故导致日本文化表面呈现形式与中华文化圈相近，使得日本被研究者强行划在是东亚儒家文化圈里，但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日本文化是更加接近“新教欧洲”(中欧、北欧)文化的。并且，日本文化在“世俗价值”的绝对值上位于全部被研究国家之首。也就是说，实际上日本的国民文化并不像其表面显示的那样忠诚于传统，而是在内核上非常灵活易变，现实主义的。

之前也和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讲到这里，他们很多人愤而抨之，认为这个研究结论得出的不科学。我却认为大可不必过早地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来做判断。的确，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很多会惊异于日本对中国传入的传统文化的保持。比如，日本保留了很多汉唐风格的古建筑，日本人保留了非常接近汉服的所谓吴服，日本人像魏晋以前的中国人一样常常会席地而坐，诸如此类，凡此种种。但我窃以为这些“生活习惯”和文化的精神核心相去甚远。罗马的大街小巷里保留了很多古罗马时代的建筑，有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寻到凯撒时期，但这说明今天罗马人的价值体系与古罗马人相一致吗?当然不是。相比古罗马的价值体系，今天的意大利文化是典型的天主教价值体系。

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地理环境导致其农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大陆国家，而商业的比例较大。有数据显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就达到了50%之多。这种经济结构的国家，其文化价值核心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必然差别巨大。因为商人是逐利的，边沁主义较为灵活的价值原则方便他们收益最大化，同时鼓励世俗生活可以极大地增强消费，因此虽然没有测量，但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和日本在“传统价值vs世俗价值”维度上的差异也应该是比较大的。

从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诸多人类学著作指出“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一切以“仁”为最终评价准绳。比较典型的对比是中日两国近几年内都曾出现过比较重大的论文剽窃事件，我个人觉得尚且不论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从当事人应对的差别上就能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日本涉事的当事人，一个辞去职务，去拍AV养活自己，另一个则自杀了。但中国的当事人，虽然生活上肯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听说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因为“耻辱”对日本人是天大的事情，为之去死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所理解。但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是“仁”。“仁者爱人”，杀伤生灵而于事无补的行为自然是不易被接受的。另外，有人认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 日军军纪败坏滥杀无辜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军纪优良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外国人在看。因为单独对华作战，容易掩盖罪行，没有了“有碍国际观瞻”的羞耻感使得其军纪容易败坏，我个人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如果长官下达杀戮的命令，如果没有“仁者爱人”的道德指导，那么为了获得荣誉士兵就会争先恐后地干出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一点从中国的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出来。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战俘40余万，即使坑杀具体数字并不见得准确，但屠杀行为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秦军屠杀行为之令人发指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秦国以“法家思想”为其立国的指导思想。因此，自“商鞅变法”起，秦人只知“遵纪求荣”不知“温良恭俭”。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只知道“耻辱有别”而不知道“善恶有别”，每一个文化都不是单一价值观的，只是在两者有所矛盾的时候，哪一个更容易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并用来作为决策的依据。日本社会因为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耻感文化”、“法治文化”、“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比较和谐地共同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了解日本社会的人肯定比我有更深的体会。

最后一点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点，是关于日本与中国相比是更加“集体主义”还是更加“个人主义”。网上有一句对中日文化差别特别有名的评价“日本人有一颗，只要你不影响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的包容心，和不管自己怎么变态，都不能影响别人的责任感;中国人有一颗，只要你和别人不一样，就觉得你需要教导的温暖爱心;和不管自己多么平庸，都要去影响教导别人的责任感”。我以为这句话确实很生动地描绘出了中日文化的差异。我的观点是日本还是更加个人主义的。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在价值观层面存在着普遍的内隐和外显差异。 如果我们几个同学分别提出的对人的“表里不一”和“虚伪”的程度的测量能获得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的话，那么日本人可能普遍在这个变量上得分比较高。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出与内心情绪完全相反，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比在中国要常见得多。因此，表现出忠于组织的行为很有可能源于社会期待。而日本人对组织的忠诚和归属也很有可能源于其社会体量较小，选择较少的被迫行为。

肯定很多人都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不过我这样的观点还来自于对中国社会整体的观察，也就是以全中国的情况作为样本而不是以少数主要城市的社会精英为样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情况非常复杂，但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整个国家当中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农村人口，这些人生活在市场化水平很低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一个人的事情，往往不被视作他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宗族，整个村庄的事情。中国有些地方，一个人从农村走出来，发了大财，回到家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给钱，见者有份。甚至，不太相熟的同村人跟他借几万块钱都可以不还。更多的，如果你有钱了，你住过的村子就问你为什么不给村里修路，为什么不给大家发钱。这在中国确乎是很常见的，而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捐献的人被认为理所应当，并有义务负担所有人的福利，这种逻辑在日本已经很少见到了。即使在城市，甚至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面，父母催子女结婚，或者干涉子女婚姻的事情也毫不鲜见，而在日本则是无法想象的。可见大家以集体为出发点试图左右集体中的他人的情况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为整体来看还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中日巨大的差别。

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市场化水平也好，地区经济水平差异也好，都非常大，即使在已经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完成发展的时间尚短，人际和代际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从整体上看，中国确乎仍然是远比日本更加集体主义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实现大型工程大量员工外派偏远地区，过多年集体生活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一般来讲纪律更加严明，对个人生活干涉更多，要求更高的政治组织形式更容易争取到支持者的原因。从“楚汉争霸”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改变。

虽然中日文化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差异。我们仍不应该放弃合作。因为，环北太平洋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潜力也最大的地区。同时，这一地区的合作具有最佳条件。从政治稳定性上来说，从中国向欧洲，必须经过目前还没有好转迹象的中东地区，任何向这一地区延伸的战略投资都有可能有去无回;而向南也一样面临不稳定因素，即使最发达和稳定的泰国，都屡屡出现变数，与印度打交道，我们则属于“同欲者相憎”很难从根本上形成深度互信。因此，中国进行国际化的战略发展断不应该自绝环北太平洋合作，在中美日韩四个成熟市场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成本总体上应该会小于开发蛮荒之地。

文章来源：华兴日本语(www.yalianedu.com)